最近茅于轼老先生那篇轰动一时的读后感和随之而来由某某网站发起的所谓“公诉”运动引起了海内外不少的关注。令人惊讶的是，在毛离世几十年后，其功过是非，在这个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国家里，仍然能激起如此之大的争议。而如果对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民情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迷惑：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处在一个如很多学者所称谓的，所谓的后毛时代吗？对于茅老先生的文章，我比较赞同李悔之先生的评论，“太多只是用口语化的语言指出毛泽东所犯下的种种错误”，“而对最根本的东西触及太少”。但对于他认为“从思想源头上，从制度上查找原因，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才是最重要的”， 我则认为这一观点仍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只能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土壤。纵观这一事件的前后，茅于轼先生所谓“反毛”的出发点，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仅仅是一种人身攻击或者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而是对于以毛作为精神图腾的文化的批判。简而言之，茅老先生的观点其实就是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文化能否真正告别毛的时代。
刚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一直试图了解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之间，关键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因而我并没有像很多留学生一样，终日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有意识地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普通美国人，其中包括有政府工作人员、学校员工、学生、宗教神职人员、家庭主妇、小业主、公司小职员、执法人员、街头游民、无家可归者等等，希望能看到一个好莱坞大片之外真实的美国社会。很多的留学生在过了为期不长的初到海外兴奋期之后，就会觉得美国社会没有任何新鲜可言，城市街区往往破旧，完全无法和国内的各种高新区、开发区相提并论，政府花钱都要先看预算，缩手缩脚，每年为了预算都要争吵不休，很多出租屋都已经是百年老屋，出了城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而身边很多的美国人更是看不出有任何第一世界的特征，每天也就是上班下班吃吃喝喝过日子而已，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也是随处可见。很多人都会困惑不解，那到底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呢？
记得当时有一门课是由一位律师执教，上课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讨论这位律师自己代理的案子。到学期结束前几周，每一个学生都分到了一个案子，作为自己期末报告的主题。要了解案子的具体内容，学生则需要自己去相关的法院调案卷看。当时我就有些疑惑，法院的案卷普通人可以随便调阅吗？带着这样的怀疑，我在几天后去了负责我那个案件的第九巡回法庭。那是一座高层综合楼，里面还有不少地方政府的部门，第九巡回法庭的门面很小，就是过道尽头的一个小门。按了一下门铃，里面的人问是谁，我说是学生要看案件档案，然后里面给buzz了一下，门就自动打开了。进去以后，秘书仅仅问了一下谁是授课的教师，然后就给抱来了全套的原始案卷，并示意我旁边有一张空桌子可以用，如果怕吵，还可以去会议室看卷，如需复印，每页纸收一毛钱。前后过程就那么简单。回去学校以后，我曾经问过那位律师，为什么法庭案卷可以随意调阅，法庭的工作人员甚至连我的身份证件都没有看，只是随口问了几句。他大概看出了这是一个外国学生的困惑，可能也听说过在有些国家，法院是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地方，因而说，在美国，法院和人民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法官一般是民选出来的，是用纳税人的钱养活的，法院的运作也是纳税人付钱的，当这样一层关系成为社会公认的原则时，法院没有理由拒绝纳税人的正常要求。那个时候我刚到美国还没多久，但这件小事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很注意观察普通美国人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公权力打交道时的心态。
有一次学期末，所有课程都结束了，当时在学校里兼职教课的市长老先生心情很好，邀请了几个外国学生去看棒球比赛。到了棒球场门口，老先生自己走到售票窗口，跟里面的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很得意地转身出来，冲着我们挤了一下眼睛，意思是不必买票了，哈。当时我觉得很好笑，好歹也是百万人口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点面子总应该给的吧。然而真正对我有所触动的，是接下来的一幕。当我们一行人走进了观众看台以后，不少人远远地跟老先生打招呼，一个正在扫地的清洁工放下手里的工具，直接走过来，跟老先生握手问好，而过道旁边一个卖东西的小贩，也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走过来问好。对于现场的每一个人，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不就是礼貌性的打个招呼吗？几分钟以后谁也不会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但这一幕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来说，却是具有震撼意义的。从表面上看，谁都知道，在国内，一个清洁工或者街头小贩，除非特别安排，绝对不会有机会靠近市长一级的人物，更不可能有胆量主动握手问好。但在这看似不起眼的短短一幕中，旁观者却还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在美国社会中，以官阶和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再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在普通美国人眼中，看不到那种对于权力的畏惧。个人精神上的自由独立与否，正是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差别所在，也将是决定两个国家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
2008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欧巴马参选总统，一路过关斩将无人能敌，当选的呼声极高。有一天我看见欧巴马的竞选总部在邀请志愿者，恰好那时有些空闲时间，就决定去凑个热闹。后来有一天地方上的志愿者负责人召集大家去开个会，我也就平生第一次去了当地的民主党总部，也就是相当于“省委”一级的部门。那是一间三四层的小楼，虽然矗立在一个交通要道的拐角之处，却一点也不起眼，害得我开着车转了好几个圈子才找到。走进了楼门，看了看标志，才知道民主党的总部只是在一楼而已。看见有一间办公室门开着，里面乱糟糟全是文件，有两个工作人员在聊天。于是走进去问了一下，被告知欧巴马竞选办公室在地下室里。走进地下室之后，当时就感觉有些惊讶。地下室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里面大约有上百名的志愿者在忙碌，气氛相当活跃，与楼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所在的小组主要负责一些统计数据的处理，当时负责人简单地分配了一下工作和建立了联系方法，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之前，负责人随意说了一句，“欧巴马参议员今天下午会来这里。”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些志愿者们，并非在进行政治押宝，希望通过跟人、站队的方式，来博弈所谓的政治前途。他们纯粹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欧巴马这个人。谈及这位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的参议员，小组负责人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如果愿意看看他，欢迎你们留在这里”。
此时此刻回顾毛的时代，则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演进。那是一个标榜自下而上革命，发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砸烂旧世界去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火热年代，一个以创造人人平等的天堂为终极理想的年月。但在事实上，虽然有也不少正面的价值值得肯定，毛式革命的最主要文化遗产之一，却是使中国社会直至今天，仍然停留在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并远远落伍于世界主流。虽然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等级制度并非毛时代的创造，但在毛的时代，这种人与人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膨胀，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国家人与人尊卑分明，界限清晰。记得在我刚刚进入大学那一年，在系里的迎新欢迎会上，系主任曾经用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对我们说，“你们将来最好都去政府工作，中国是官本位社会，只有做官才是最佳的出路。”对于一群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学生，那时候没几个人明白，“官本位”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其背景和社会含义，就更是云里雾里了。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就会明白，那句话正是那一代人几十年里，对于毛式革命实践的人生体验。
众所周知，在1949年建国之后，新政权采取了很多各种措施，来体现新社会里官民平等的理念。比如，在军队中曾经实行过军衔制。但是后来就取消了，据说原因之一，就是要促进官兵平等关系。直到今天，整个毛时代表面上高度的平均主义，仍然是左派人士怀念那个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事实上，随着作为集权理论具体体现的计划经济的全面推行，平均、平等的理想都最终成为了表面上的形式，自古就有的官僚文化得到了全面强化，社会阶层间无形的等级制度以空前的速度膨胀，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从1958年起，直接违反共和国宪法的户籍制度得以出台，二元社会成型，农民首先丧失了自由迁徙权，被牢牢捆绑在了土地之上。同时城市居民也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同时大规模的经济国有化，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具有流动性的政府雇员，个人丧失了择业自主权。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切平等、平均主义的口号都是空乏无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绝对无条件永远服从于自己的上级领导，而领导的偏好往往就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基于经济生活和政治安全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此确立，一个人的工资、住房、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的意志。从那个时候起，大大小小权力的好处就被发挥到了极致。作为这种政策的结果，掌权柄者的地位，无论官职权力大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主要依据权力的大小来进行判定，从而在社会上重新产生了以职业身份决定高低贵贱的等级关系，工农阶层在事实上重新沦为社会的最低下阶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人爱人”“人帮人”转化为“人整人”“人害人”，派系之间矛盾丛生，导致70年代以后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在感叹社会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沦丧。如果究其历史根源，就不难发现，毛时代所强化的等级制度以及其推动的官僚体制，正是这种乱象的总根源之一。
我最近一直在读于建嵘先生的新著《抗争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于先生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阶层对抗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我对于其中的两点很感兴趣。其一，他认为，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并非是在争取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秩序，而是以“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为理论依据，试图证明自己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以此来要求获得应有的“内部人”的待遇。工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而是加入到利益分享之中去。在安源煤矿，工人们曾经向于先生表示，他们所仰慕的榜样，正是那些早年参加了共产党革命，而最终位列封疆大吏、将帅显官的工人前辈。其二，他曾经向中央建议，要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要件之一，就是要减轻给地方政府的压力，不要再以信访指标来考核地方官员工作的效绩。在这里，如果把这两点揉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等级制度关系的直接表现，经过几十年的强化，官本位的文化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阶层。做官可以带来无法抗拒的利益的意识，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下层社会的抗争，是希望加入上层分享利益。而在官僚阶层内部，能否升迁，能否进入利益核心，则成为了人生第一要务。在西方，大小官员辞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今天的中国，升迁一旦无望，对官员的心理打击，往往是无法承受的。无可否认，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遗产。
关于毛的历史功过，到底他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暴君，还是一心为公的人民领袖，现在国内各界仍然争论得很激烈，而且各自都有自己一整套理论依据。毕竟一切都已经是历史了，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也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把一切重来，所以有不同观点肯定是正常的。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也许与其本人革命的初衷相左，他所创造的制度和推行的政策，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中国传统官僚文化的生命力，并为其身后整个官僚集团历史性的空前膨胀奠定了基础。对一个社会的控制越是严格，就越需要一个庞大的管制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并没有给中国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中国人民也没有能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与独立。相反，对于权力的崇拜继续成为新社会文化的基础，毛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然是政治体制的柱石。与很多左派人士的结论恰恰相反，毛的时代虽然在表面上反对官僚主义，但其所作所为在事实上促成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化成型和巨大的官僚机器。作为经济学家，茅老先生自然深知自由市场经济和人格自由独立的关系与进步意义，也清楚从西方引进的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上，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必须追根朔源，只有充分了解了毛的时代，告别毛的时代，中国才会有未来。
（未完待续）
来源：柏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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