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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一个喷饭的来信:告诉大家真实的摆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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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一个喷饭的来信:告诉大家真实的摆摊生活

来自喷饭 于贤 的邮件:

 

看到夏俊峰事件的结果我很难过,因为作为一个摆摊的亲历者和目睹者,我对于夏家的绝望感同身受。夏家一定是悲剧的主角和理应被关怀的对象,这与哪一方丧失了生命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家庭失去亲人都会疼痛,比如药家。

滕彪律师对案理的分析已经丝丝入扣,悲悯而严谨,我不再画蛇添足。我只是看到城管管理者貌似语重心长、“管理也不易”、“文明执法不被理解”这样的口径和态度,感到由衷的愤怒,想把我当年所体验的“文明执法”公诸于众。底层的摆摊者通常是没有发言路径的,记者们的采访也不过是旁观描述,甚至城管或公安机构的发言可能更加“苦口婆心”“中肯有逻辑”。所幸的是,我曾真真正正独立做过几个月的早点摊子,而且现在能够学会发出一些声音,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摆摊生活。因为我唯恐的是:我们这些光鲜的人,没有那些辛酸体验,无法想象那个生态环境的生活,容易被“懂得言论引导”的官方蒙蔽了双眼。

那是在99-01年间,我在咸阳读书,寄居在姨妈家中,他们以卖豆浆油条豆腐脑为生。我每个假期都会独立在他们之外的地方摆一个早点摊点。我先列出我们的工作时间。

晚上12点-1点,这期间会把油条面揉好,由于炸油条需要“发”(炸涨起来的意思),因此揉面需要半个小时以上,第二天才能油条又大又好看;
4点起床,揉第二道面,时间半小时,道理同上;
5点30分,一个人起床去豆浆坊买豆浆,另一个人开始装车赶往摊点摆开桌子生炉子重新清洁碗筷,同时要把油锅烧滚;
6点,豆浆买回来,开始往蒸笼里装豆腐脑碗,同时要开始把豆浆烧开,另一个人要把面继续揉第三遍,同时开始切成条状,开始炸油条。
6点半开始有人吃饭,这时需要三个人忙碌。两人炸油条,另一个人服务上餐。
通常会忙碌到下午1点为止,有的摊点会下午继续卖凉皮。

在咸阳,一根油条3毛钱,一碗豆浆4毛钱,豆腐脑5毛钱,一天的忙碌通常能卖100到150元,扣除成本能赚50-60元。

在城市某个角落摆摊,最大的辛苦真不是风吹日晒,不是下雨下雪,不是客人赖账,不是收到假钱,而是不被罚款。在咸阳,对城管队有一个鄙弃+愚弄的称呼:“黑狗队”,摊主之间最常见问候是这样的:“今天遇到黑狗没?”“没有!今儿个生意不错!”或者“又他妈被黑狗收了!”。

咸阳城管的上班时间是9点左右,9点的时候,摆摊者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是否有城管车呼啸过来,当然他妈也有无耻的时候,是突然降临一些人团团围住,之后再调个大车过来没收桌椅工具或罚款。罚款金额通常在500左右。动武的情况自然是常有,但对方人多势众全副武装,通常各个摊主自顾不暇。这些摆摊的工具是摊主的谋生之计,被没收后重新置办反而会影响几天的生意,得不偿失,因此通常是不舍得被没收或损坏的,而高高在上的城管人员是不会考虑这些的,甚至以此为要挟的资本。稍微有反抗或言语敌对,对方一定会推倒你所有的桌椅锅炉,我姨夫曾经一条胳膊被油锅烫伤,休息了2个月才好转。

看到这里你会问:难道都是野摊子吗?不,不是野摊子。有收管理费的。费用如下:
1、城管收费;2、市容收费;3、街道办收费。有的地方还需要给环保所、小区物业或者商场物业缴费。那么为何罚款呢?城管的理由会是:摊子摆得超出范围或领导检查必须罚款;市容理由会是摆摊地面有垃圾或影响了交通。总之,你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例,你永远是被决策者,而决策者为所欲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不出乱子,我们几个摊主商量,直接几乎将周围街道的清洁包了下来,专门雇一个人时时刻刻打扫。

我经历过数次被团团包围的场景,你就像一只待宰的小鸡仔,被数十人围堵其间,唯一的解脱就是交钱。所有的摆摊者,都是逆来顺受文化不高的老实人,大家唯一的期盼,就是每月只罚一次就好,超过3次可能就无法承受了。摊主之间还存在各种竞争,大家争相巴结摊位规划者或罚款者,送钱送物,免费吃喝。与官(城管或市容甚至街道办)关系近者,则每日言行都无比嚣张,在摊位之间光明正大地恶意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很难有一丝所谓身处“和谐美好时代”的感受。恶吏与暴民,政府黑暗人性丑陋,一览无余。
我对这个时代的信任感,对这个政权、体制的好感与希望,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恶吏暴政中被击碎瓦解。那年我未成年,17岁。

所以看到夏俊峰事件中,所谓宣传科科长邵宇之流,姿态高昂,政策口吻地分析整个事件,并定性为“暴民的特例”时,我全然不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我这里不去做“城市管理者合理工作规划”等任何理性条理的分析,专家们官员们不讨论很久了吗,媒体不曝光很久了吗?合理性的措施,有一定知识积累就可以分析出来的。但有实施的可能吗?这其中环环相扣,权力没有监督,放肆鱼肉百姓,已然成为他们得利来源的一个稳妥路径,不确知是多少,但拿咸阳市举例,当年一条文汇东路上,前后不过公交三站多的距离,有五处密集的小吃摊位区,每个地方至少有6家个摊位,每家每月500元不开票罚款(如果算上水果摊车、杂货车等则要翻几倍)。大家可以算算帐。

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身处这个时代,经历过那几年底层的生活,我实在乐观不起来,我就处于在自己生活领域内积极努力而对体制全无信心的境地。目前我仍在思考,自身能力与话语权并不强大,因此也并没有去扮演呐喊者的角色,尽管时时小范围发声。之所以想把这些事实罗列出来,是想让大家更真实的设身处地的去考虑夏俊峰这样一个可怜的汉子,他是被逼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拔刀相向?

这个时代中的中国底层民众,真的都是温良的顺民,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中描述非常准确: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他们得过且过,他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的奋起与富贵,因此哪怕艰辛度日,他们也会尽量安分,不会打破现有的稳妥和平衡。

但,我不希望这是长久的画面,因为我曾经是其中一员,我清楚那是多么压抑的状态与生活,且我有那么多的父老乡亲也终日以此营生。每念及此,我都会心酸难过。
可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如果法律与正义常常对立,

良知总被无德无耻扭曲混杂,

官府永是荫护权贵,

民众成为得利来源,

媒体始终追随钱权,

言论无从自由发布,

英雄一直身陷囹圄,

精英纷纷更换他籍,

那么,到底他妈的什么才是他妈的体制健全?

2011-05-11


于贤|Ga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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