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案采访手记
王思璟/文
5月2日的傍晚，我坐在武汉一家餐厅中，和几个同行一起吃晚饭。
一顿饭的时间，大家先后收到一条短信，记者们心照不宣的那种。
这是我到武汉的第一天。因五一假期，我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当天不出报。
按原计划，我本该稍作安顿后，就直奔徐武父母家，然后第二天尽快写出报道，像以往的公共事件报道一样，与时间赛跑。
这条短信彻底打乱了大家的采访计划。
当晚，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各自默默回房。
与以往不同，这是我报道的为数不多的公共事件中，第一次“受害者”仍待救援的。
徐武是一名长期维权诉讼的武钢职工，在赴京上访后，被关入武钢的精神病医院四年多后，自行逃离至广州向媒体求助，然后被武钢的钢城公安“跨省抓捕”，再次被入院。
或许因为活生生的人的呼救，或许因为一条稿子都没发出的憋屈，或许还有一些别的因缘巧合，此次报道，成为了记者“集体对抗禁令”的一次尝试。
从我个人角度，在我参与报道的公共事件中，徐武事件的事后发展，当事方相关公权力的做法，是最越线的一次。
我认为，这种公权力的失控失声，本身便是新闻的一部分。
当禁令后，报道已不可能，自媒体不该是记者传递信息的禁区。
不发稿的采访
对徐武做过先期报道的几位同行，有南方电视台的徐静、《新快报》的余亚莲等。徐武事件中，她两可能是最放不下的。
徐武广州被抓时，刚被徐静做完采访、亲手从电视台送出来。发现徐武被抓时，徐静冲回了院子里，大院保安抓住了一个前往追捕徐武的人，却没能拦住带走徐武的那辆车。
徐静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徐武被强行带走。她事后一直内疚不已，“当时，我隐约想到了被抓的可能，如果我把他送到下一个采访对象那就好了。”
余亚莲更加郁闷，徐武被抓的时刻，正与她通着电话，即将前往她处接受采访。
当时跨省抓捕徐武的，是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精神病院也表示，非经钢城分局同意，不能释放徐武。
因为那条短信，大家都心知没有发稿希望。于是5月3日上午，我们一行7个记者，也不再各自采访，而是一起赶至武汉市公安局。
这时，我们只是抱着一种简单的想法，希望听到武汉市局的回复，知道徐武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然后，我们也就可以各自打道回府了。
等候的时间，我们都开始各自发微博。
10点05分，我发了这一条：“一早，7家媒体的记者就等候在武汉公安局。虽然禁令昨天就到了，但他们希望通过交涉，让被精神病的徐武早日被释回家。”
发出去的时候，我的考虑有三点，一，已经不可能发稿了，通过微博向公众释放消息，不失为一个途径；二，希望通过微博传播，有其他未收禁令的同行关注此事；三，提及被禁令，算部分撇清个人行为与职务身份之间关系，避免采访对象告状说记者还在继续采访。
后来，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75次，其中还有南方电视台的官方微博转发。
虽然不认识这个官博的操作者，但可以想见，他是电视台的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也为采访对象从自己大院被抓走感到愤慨。
不出意外的，等候数小时后公安局没有给任何有价值答复。随后，我们赶往徐武被关押的武钢精神病院。
失控的权力
令同行禁令后坚持的，是徐武与父母正在进行时的侵害，及侵害手段的赤裸裸与滑稽。
3号下午1点多，精神病院内，徐武听到我们喊他名字后，从三楼一个房间窗户露出脸，说：“我在这”，又伸出手挥了一下，还平静的对室内的人说：“有人找我”。一分钟后，他就从窗口消失，再无声息。
很显然，医院发现徐武与记者对话后，迅速对他采取了某种强制措施，使他失去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虽然这种交流，毫无疑问，对社会绝不构成任何程度的安全威胁。
或许看来有些幼稚，但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点愤怒。徐武并不是犯人，即使他是精神病人即使他是有危险倾向会危害社会安全的精神病人，站在窗口讲句话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
这次露面如此之短暂，以至于我们掏出手机想要拍摄都来不及。只有南方电视台一直开着的摄像头，记下了窗口那双无助的双手。
很快，徐武父亲被同行们接来，他傻傻的看着窗口，只试着叫了几声儿子名字，没有回应，便放弃了。此前，他与徐母已尝试了太多次。
随后，走出精神病院后，徐父接到了钢城分局的电话。对方说，要与徐父商谈解决方案，希望徐父离开记者，回家中见他们。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徐父挂上电话后，在场的78个同行，没有一个想到的是跟踪此事，而是掏钱让徐父打车尽快回家，不要耽误解救徐武。
很快，徐父打回电话说，公安并没有去他家，而是电话告知，当天不去了。
然而，武钢与钢城分局的手段之无耻，仍是未经历旁观此类事件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4日一早，我们发现，徐武父母失踪。邻居说，3日晚11点左右，他两被“武钢方面的人”带走。
武汉市律协的一位负责人透露，因为记者们3日晚饭时提及，准备次日早上去武钢门口打横幅，让徐父站在旁边拍照，所以“接走”两位老人。
这位负责人是受武钢方面委托，前来“接待”徐武父母所请律师的。
他的这个说法，令人有点不寒而栗。记者们晚饭时的说话，是如何被武钢方面迅速获知并因此采取相应行动的呢？
事实上，这几乎是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或相关方的常见手法。
一位当地公安人士向我证实，在徐武事件中，我的手机被采取了最低级别的控制——身处武汉地区的通话被监听。
而记者提及的“横幅”，也算是中国新闻报道的特色。
3日傍晚，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发来短信：“老师，我被授权正式告知，武钢方面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新华社通稿即为徐武事件的最终解读。”
我们无奈的发现，在确认23号分别到达的宣传禁令后，武钢摆出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将此前虚晃一枪的新闻发布会“取消”。
此前，在类似的公共事件后，无奈的同行们就在当事方门口打出了“禁令无耻”的横幅，以表达愤怒，并希望因此得到当事方回应，从而获得发稿机会。
武钢一招“监听加劫人”，将大家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击碎。
被维稳的记者
在武汉，我经历了记者生涯第一次被维稳。
当天中午，一位访民妻子来到我住的酒店房间。她叫程雪，丈夫胡国红为在单位被殴打上访多年后，发现自己已被单位保卫科委托了司法鉴定，证明胡患妄想症。
采访中，我发现这与徐武案有部分类似之处，即公民与所在国企有矛盾多次上访，随后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并常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详见本报《武汉疯人事件调查》）。
下午两点多，程雪见我后，从酒店出门，便再也联系不上，手机也一直没人接。而按照我们的约定，她是要回家拿相关的材料，再送回酒店给我的。
到傍晚7点左右，胡国红给我电话，告知程雪已经回家。
他说，程雪从酒店一出去，便被蹲守在门口的武汉市公安局国保部门带走，被盘问了一下午，问上楼见过什么人，谈过什么，到6点多才被释放。
我告诉胡国红，要去他家拿材料。
“那你当心，我家门口常年有几个维稳人员，24小时蹲点。”胡国红在电话中压低声音说道。
在去胡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胡国红是不是真的有妄想症。
就我个人经验，我很难想象，一个因为在单位被殴打而上访20年的访民，会需要动用到几个维稳人员监控，也不敢相信，武汉市对记者的监控会严密至此，连采访对象都会被强制带离盘查。
半小时后，这一切都不再是隔靴搔痒的采访所得，而成为我自己亲身体验的深刻记忆。
胡家在一个普通的武汉小区，走至胡家门口时，我回望了一下，发现两米外，停着一辆小巴，小巴旁站着几个中年男子。
与他们对视的一瞬间，一个男子冲上来，从我手中拔正在查看微博的手机。另外几个男子一起围上来，说我手机亮着灯，一定是在偷拍他们。
然后，这几个男子开始逼问我身份，并动手推拉，阻止我离开现场。
我说：“首先，你们要出示自己的证件，虽然我知道你们是维稳人员，但你们现在是便衣；其次，即使你们出示了维稳部门的证件，也没有权力扣留我手机，或查看我身份。第三，我不想跟你们纠缠，所以给你们看一下手机照片，让我走。”
但是，这些中年男子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拒绝说明自己身份，却一直坚持，我必须把身份证交给他们。
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再限制我人身自由，我就拨打110。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他们跟影视作品中的流氓差不多，跟他们交流任何问题，他们都一句话：“等我们老大来”，或者“你报警啊，赶紧报”。
我报警后，警车很快赶到。警察一下车，便无视报警的我，径直与这些男子走到一旁说话，然后把我推上警车。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警察让阻止我离开的其中一个人也上了警车。
警车开往派出所途中，我给律师斯伟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几种涉嫌违法行为，即使那些阻止我离开的人是警察，也没有权力检查我身份证。
警车开到了武汉市江岸区民意派出所。还未下车，警号为024760的出警警察，与阻止我离开的中年男子就说：“快，控制她的手机。”
听到他两这么奇怪的对话，我几乎未经思索，飞跑进派出所，并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在我的意识中，派出所应该是我们遇到危险时的避难所。
然而，那位中年男子与024760一起跨了进来，024760哐一声拉上了派出所的铁栏门，直接开始抢我手机。
我还象在小区对中年男子们一样，要求他出具证件，说明依据的法规扣留我手机，但是024760这样回我：“你录了也没用，今天你什么都带不走。”
024760还说：“我要查你，查你的包里都有什么。”
当时，我下意识的大声呼救，但又隐约感觉到，在派出所的呼救，应该时毫无意义的。
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一种绝望，类似于被整个世界沉默放弃的感觉。
很快，因为斯伟江在微博上的呼吁，很多朋友，甚至网友都知道了我被扣的事，纷纷给相关方面联络，我被放出来。上面那段“抢手机”的录音，也侥幸得以保存。
现在想来，如果我没有在手机被抢后出示证件证明记者身份，如果没有斯伟江等前辈帮忙呼吁联络，如果我只是去胡国红家做客的普通朋友，如果我是一个访民……那晚我会如何度过。
当晚，武汉市委宣传部与武汉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去我住的酒店房间，表达“道歉”，告诉我那些中年男子是保安。
我问，保安有什么权力盘查我身份抢我手机，保安怎么会与警察那么熟悉，对方没有回答。
更为可笑的是，我得知，在我离开武汉后，有警察前往我本科就读的武汉大学，向我的老师同学“调查”我读书时的情形。
同时，武汉大部分地区的网友，登陆我微博会被转至色情网站。
新闻的边界
听说，有些同行前辈认为，记者将采访这种职务行为中的收获，公布在个人微博上，有违职业伦理。
也有人认为，记者采访遇到危险是常有之事，“记者的工作是报道新闻，不应将自己变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不该自我炒作”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
但凡事不是绝对的。
首先，禁令到后，多数媒体都无法再行报道。作为前线记者，利用自媒体，传递信息，只要所供职单位没有异议，应当不违背职业伦理。
同时，不少记者接到禁令便已离开现场，事后利用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了解前线消息，自媒体“报道”，更难说与职业伦理冲突
其次，公权力对公民权力的侵害，特别是随意强行扣留等浅度侵害，已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典型性现象。
记者在采访中的遭遇，同样属于这种现象。有时，记者如果不幸体验了这种侵害，会对这种事情有更深的体会，写作时的理解深度会远胜采访对象的诉说。
再次，记者采访受阻，本身也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对新闻自由权的侵犯，本身亦需要被公众知悉，有“自媒体报道”的价值。
近日，京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被警察殴打致伤，时报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报道，最后令北京警方承认伤人，便属此类性质。
最后，我想自我辩解一下的是，在武汉被扣时，我并没有主动有意将事件扩大化，而是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群体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公众对徐武事件的关注缺乏合适的释放出口，造成了当晚的微博传播小风波。
来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南方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2327340100w2ho.html
转载请注明：在路上 » [一种声音]禁令后，就该噤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