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声音]柴静：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梁思成 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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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草姐姐的纪录片才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生，与一个人关系巨大。

　　1928年，他们选了3月21日结婚，选这个日子，因为是宋代建筑大匠李诫墓碑上刻上的日期。

　　惭愧，我只知鲁班，不知李诫。

　　李诫的书《营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寄给他们的，信中写“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本书影响梁林终身。

　　他俩回国后加入“营造学社”，梁是“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是研究此书。

　　他们的儿子叫“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这两个字里有极深的寄望。粱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的建筑系，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不置一词”。梁从诫晚年时说起这事，脸上仍是羞惭“（我）没出息”。

　　可见《营造法式》在这两个人心里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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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我这样对建筑无所知，对梁林往事只知八卦，模模糊糊猜——营造学社？这是清华大学或者东北大学的吧？

　　看纪录片才知道，这一研究完全是个私人机构。

　　创办人就是梁启超信中说的赠书者“朱桂辛”——朱启钤。李诫的书失传多年，也是由他发掘。

　　我没太留意，以为也是象梁启超一样的知识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长袍，一副老实样子，眼睛下面挂着大眼袋，看上去是一个土气的老头儿。

　　纪录片中说，这人是当时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

　　咦？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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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纪录片查资料，才发现朱启钤是个好玩的人。

　　他这人，用曹聚仁的话说，“会做官”，一辈子，从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都没耽误。

　　他旧学很好，外祖父是汉学大师的弟子，母亲常把一些宋锦碎片缀合成荷包，祖父书画的包头用的是《红楼梦》里写过的寸金寸丝的缂丝，他后来对艺术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这一缕缠绵。

　　他在湖南长大，正赶上清末铁锈的大门被嘎嘎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迸溅的地方。就算是官僚，象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也气象开阔。江标当主考，出的试题的题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论自来改政之不易》《古今仪器考》……

　　小朱同学正年青，不愤青才怪，“往来吴会，颇复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绞杀，他在长沙仍然和章士钊“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没参加科举，二十二岁从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来的，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他在晚清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当时的警察什么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曹聚仁写过“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那是，你动一盏灯试试。

　　北京的晚上一直乌漆麻黑，朱启钤想在北京街上装路灯，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

　　曹聚仁说，“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

　　一个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有什么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师才三十出头，决心动它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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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当国，1913年，朱启钤当了内务总长。中国的城市化是被资本的力量拱出来的，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一路修到了前门，两边商铺杂立，首都第一次出现拥堵。

　　最堵的点就在正阳门，它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那是国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与箭楼被烧毁，流亡西北的慈禧和光绪回銮的时候，都得在城门上临时扎五间纸做的牌坊，来装点门面。

　　要想治堵，就得在这么个门上动土开洞，这是个扎手的事儿，朱写“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谈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

　　而且政府说了，修路啊？挺好，但我没钱。

　　朱找到铁路，说，你看这也是为你们好，你们出钱吧，出了钱，回头旧城的土你们还可以拉走垫路，留下点给我种草种花就成，就这样，他把清理的费用都省下来了。

　　他把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洞，东进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评价他，“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

　　奥斯曼是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对巴黎有过大规模市政改革，建设新的给水和沟渠系统，建设新的宽广的林荫道，开辟公园。

　　不过我觉得这个比喻背后还隐隐有一层意思，是指朱启钤和奥斯曼都受到了先担任总统后又称帝的独裁者的支持。

　　袁世凯为了支持他，送他一只银镐，红木银箍，上面写：“上镌”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朱启钤在雨中敲落第一块古老城墙上的砖。这被叫做“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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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朱的改造并非大锤一抡，通通砸碎。

　　他把正阳门瓮城正面箭楼，工筑崇巍都保留了，让德国工程师加以改良。芮恩施曾经提醒在中国的外国设计师如果不懂中国建筑，最好不要轻易与朱启钤接触，因为这人是个有很强文化自尊的人，“目睹公私建筑，一唯欧风是尚，旧式法规，薪火不传，行将湮没，矍然引以为忧”，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

　　草的片子里，有句话很可深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以逞威风，破坏殊甚。”

　　还可以再往前追一点，用周有光的话说“其实一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能免去这一把火，还是有人懂。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了解了什么是真价值，才不会简单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么要废弃，什么该去珍重宝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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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车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随他们一起回中国“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尽管这样，雨水还是漏进来，滴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淋湿了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最初公共卫生，居然是这么开始的，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当时的首都，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行道树，这个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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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里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但“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于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又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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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一一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中国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

　　当然，政府还是没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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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他四十三岁，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是大典筹备处处长。

　　这事之后他被通缉。咒骂的当然很多，梁思成后来决断要不要跟他合作，有过踌躇，就有这个因素。也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当时也是无奈，必须拥袁来保全自己，还有说他被挟持之类。

　　他终身没提这事，没辩解没忏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谱上写过一字，说项城“知”我。这大概算是芮恩施说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国式的人物”。

　　后来因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还被特派南北议和总代表，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

　　写书的李诫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是颠峰。李诫的纪录“上可以溯秦汉，下可以视近代”，象一个剖面，能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为固有，什么是输入。建筑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演进，“移身换形，跃然可见”。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这儿就停下了，行吧，这么复杂的事，传之后世，让将来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对朱启钤有个评价，叫“事必果干”。这个人有口倔强之气，他的书房叫“一息斋”，来自朱熹的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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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确实会挣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从商。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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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