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追尾事故过去了，我知道有些东西会埋在心里，如同一笔不定期存款，总有取出来的一天。但确实有人在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事忘了。我的心里也渐渐凉了下来，在愤怒之后，悲哀开始浮了上来。脑海里泛着李白那句话，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我想起不少在路上的故事。
在记忆里，我七八岁就学会了骑车，脑袋还没车把高，从28车的大梁下面跨脚蹬子，意气风发得像在草原上骑马，那时候村里根本没有车，村边也没有公路。
还记得一天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在耳边对我说，她要出去一下，叫我自己别害怕。第二天早上，看到一大堆小石子，用板车拉得好几趟。原来我们那一片发现了石油，中原油田要从我们村西边修路，用卡车拉了石头子放在路边，准备第二天施工。一夜之间，我母亲和我们村的人，把那些石头子全部偷运回到了各家。后来家里用这些石子打了几个麦缸，还打了一个挺时髦的条几。
公路修好了，汽车多了，我却感觉到恐惧。在路边玩时，每次大货车经过，我都要跑出好远，害怕大轮胎崩起的石子会把我击中。有一次，一个邻居用板车拉着他父亲在公路上走，结果父亲被车撞死了。车逃得没了踪影，村里人就把棺材放在路上，邻居披麻戴孝，所有车辆必须交钱才能通行。在村人看来，让汽车交钱是一种正义，否则能找谁说理去。
路通了，油田越来越多，工人们开车到村里挥着钞票，什么都买，知道了什么叫钱的村人如梦初醒。就像你在《铁道游击队》看到的情景，他们身手矫健地扒上汽车，把车上的各种原料扔下来抢走。后来偷油开始了。我听过一些故事，有的村妇去找油田的看守，用肉体去换油，别人也视为寻常，仿佛进行的是普通的物物交换。还有的用车拉上七八十的老婆婆，开到油井，见到管理员，老婆婆扑上去不放手，管理员往往吓得不敢动，怕把老人摔骨折，老婆婆的儿子孙子趁机挖了油就走。还有一次，我也是听来的，油田有人骑着摩托进我们村，可能是调查偷油案子的，一六旬老妇在旁边跳起来突袭，一巴掌扇得车倒人伤，传为美谈。
十来岁我进了城，中学时候跟同学在公路骑车，不小心蹭着一骑车小贩，他顺势倒地，哎哟叫个不停，说被我撞坏了，要我叫家长赔钱。小贩一边诈伤，一边威胁我，还掐了我的脖子，让我感到羞辱。后来父亲赶到，父亲的朋友也到了，他跟小贩一个村子，是来说合的。结果是被讹了几百块钱。
那次经历给我内心留下了创伤。我的乡亲们，以及那个小贩，在自己的乡里，基本上都被评价为好人，在熟人社会里，他们有着不错的名声，孝敬父母善待孩子，村子里也长幼有序。但走到陌生人穿梭的路上，一切规则好像就不存在了，如置身野蛮的道德荒原，伤害别人填饱自己，成了大家默认的一种“规则”。当地的口头语是“偷公家的那不叫偷”。亲戚告诉我，某天有卖大米的人拉车到村里，结果被村人哄抢而光，卖米人在路上痛哭，村里人嬉笑依旧，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完全没有愧疚感。
也许我们当地民风太坏，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叫“普遍规律”的东西，熟人社会的伦理约束之外，就成了规则的空白地，那里本来应该驻扎着法律，但当人人心中都没有法律，或者成为可以任人捏弄的胶泥，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
难道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特点？乡土中国的有序依赖熟人社会，费孝通先说过，熟人社会的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当乡土中国开始转型，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当体制和法律的跟不上转型的加速度，整个社会就可能变成扭曲无序，直接从熟人社会进入到坏人社会。
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近年发生的一些事，毒奶粉、毒馒头、毒大米、70迈、黑窑工，最终到了“723”动车追尾事件，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系统都染了毒，当他人即是地狱，那就成了人人即地狱。
“723”事件的发生，看上去跟这些并没有关系，但真的没有关系吗？高铁、动车这个超级控制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当系统染了毒素，动车这个体系凭什么能够自外？
孙立平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底层的沦陷”，他认为底层在经济层面的沦陷，必然伴随着道德的坍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从来就没有单独的沦陷，底层的沦陷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沦陷，是道德底座的坍塌，是对社会伦理的抛弃，这一点在相当长时期内已经无可挽回。
中国，你的刹车板丢了。
崔卫平老师说过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这句话本是鼓励人奋进的，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中国，但如果黑色地去理解它，发现竟然也能够成立。想到这里，悲从中来。
来源：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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