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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几个朋友约在一起见面，其中有一个外国人。探讨人生之际，由北京的堵车迟到，聊起我和另一位同胞的居住情况。他住在郊区，租的是农民的小院，我住西四环，自己买的房子。外国友人问：一租一买，有什么区别呢？我和朋友几乎异口同声：最多七十年，都还是国家的。
哦。外国佬点了一下头，不再说话。
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一瞥之间，搀杂着先不解后领悟、既同情又鄙夷、想嘲弄却无奈、想说点儿什么又不想多谈等诸多情绪。这个眼神在我脑海中萦绕许久，至今想起来，心中还感觉到几丝刺痛。
咱们怎么就那么和全世界的人民不一样呢？
记得若干年前读到的一段逸事。当时有一家生产游戏机的“小霸王”，红得发紫，效益奇高，老总段永平却辞职不干了。究其原因，小霸王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属于若干家单位，但就是不属于为它工作的人。段老师的待遇也非常好，据说年终奖全是用报纸包着的一捆捆现金。但是，段老师的心路历程是：钱再多，也不觉得自己是主人。他于是另起炉灶，创办“步步高”，据说他创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晰产权。
走遍天下，不知道有没有比当下的中国人更没有安全感的民族。不单穷人在拼命熬，努力挣，就连富人——不管名列富豪榜个位数的，还是盯着富豪榜“切”一声的，他们可以穷奢极欲地挥霍，一套接一套地买房子，可即使觉得自己有钱，也不认为自己有未来，稳定踏实的未来。
穷人没有股权，但可以挣钱；富人可以办公司，除了钱还有股份。最后，穷人手里的钱和富人手里的股份，却都变不成不动产，留不给子孙，也留不给自己的老年。谈什么基业常青，建什么百年老房。
有一次饭局途中，一人接了个电话，马上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宣布：知道吗我们老板被抓啦。看他眉飞色舞的样子，我想这实在不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员工，反过来又一想，那老板也实在不是一个成功的老板，出点儿事，手下人的反应居然是弹冠相庆。
老板莫不希望员工能够爱公司如家，可公司能给他家的感觉吗？大多数的情况是：员工不认为他所供职的公司跟他有什么关系。
再放大一些看，走遍天下，不知道有没有比我们的政府更累的衙门。但凡出点儿事，有许多的人民，却在看政府的笑话，不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就是奔走相告幸灾乐祸。
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属于他的土地，没有属于他的财富，恐怕也就没有他能扎下的根，没有他愿意维护、值得献身的价值和群体。光脚不怕穿鞋的，对于没庙的和尚来说，没什么可顾忌、可心疼的，他甚至还巴不得闹出点儿什么事情来。
说到中国土地产权的演变，马克思若在世，可以写出若干部不逊于《资本论》的巨著。浅陋如我，大概知道如下事实：
1949年建国大业时，单在北京地区，经新政权核产确认，明确属于私人、并由政府颁发地契的，占北京房产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
其后经过若干场运动和政策变化，“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在街坊四邻不绝的惨叫声中，众多房主争先恐后烧地契，或主动把房产献给国家，又有许多私房由政府出面让劳动人民住了进去。
到1982年修宪。新宪法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王维洛老师在《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一文中写道：中国政府通过修改1978年宪法，在1982年宪法中增加了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规定，便不经任何产权变更及认证手续，在成千上万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费一分一毫便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一夜间便实现了城市土地的国有化。……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对这条涉及全国城市居民私人房地产权的重大法律条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释，更没有向民众说明，实现1982年宪法的后果将会是什么。直到最近几年，城市房屋拆迁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赔偿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才发现，政府支付给他们的房产赔偿额当中并不包含地产赔偿，因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在1982年被无声无息地剥夺了。”
当然，这是王老师的一面之词，还有另一观点。在考研、考博和考公务员的政治教材中，关于“1982年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的标准答案，其中涉及土地国有的一段为：“有利于促使人们节约土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土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为国家、集体筹措建设资金开辟了新的财源。”（金叹圣此处批注：真有理啊，真能说啊。）
王维洛老师在他的文章中说：由于这一错误今天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国人想纠正这个错误就极为艰难了。如果说，被剥夺的土地产权无法再归还，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弄清当年失去土地产权的真相。
真的无法纠正了吗？这恐怕才是诸多问题的根源、令人心寒的死结。
来源：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