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声音]你所不知道的中国自杀问题

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已经发生了9连跳，这让这个拥有30多万人的超级大厂连续处于媒体的风口浪尖。平心而论，绝大多数媒体并没有将发生连续自杀的责任归因于富士康，而是更突出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我只是担心，媒体对富士康连续自杀案的关注，甚至由此而生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关注，都有可能模糊自杀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焦点。

中国的自杀问题一直都被严重低估。媒体报道中引用心理学家的数据称，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死于自杀。即使从这一数据出发，富士康今年以来的连续自杀事件都是低于全国平均数的——除非在未来的半年里，这个数据累加到36人，才勉强追上全国的平均数据。

我不知道专家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现实是，1999年以后，中国再没有过官方公布的自杀死亡率数据。现有的WHO数据中，依然是1999年卫生部所公布的中国人死因调查中的数据，而这个死亡率为男性每10万人自杀率13.0，女性14.8，平均13.9。香港的数据为2006年15.2（直觉上，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会低于香港）。韩国2006年的自杀死亡率为21.9，日本2007年为24.4。

不过，在2000年，另一个学术会议中，前卫生部部长殷大奎则承认，中国在1995-1999年之间的平均自杀死亡率为22人/10万人。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卫生部提交给WHO的年度报告数据。

与韩国日本香港这些发达社会不同，中国并没有一个普遍覆盖的公民死因统计系统。因此，任何自杀死亡率数据，都来自于两个抽样系统，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记系统，覆盖人口大约为1亿，另一个为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监测点（DSP)的抽样网络，大概覆盖人口1000万。

而中国提交给WHO的平均13.9的数据，正是来自于这两个统计系统的调查。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抽样系统覆盖的城市人口数量都远远高于中国的实际情况。WHO在注释中注明，这一数据的样本，来自于21个省，36个市，85个县——57%为城市人口，而同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22%。

同时，基层的采样数据中，所谓城市死亡率统计，来自于省会、直辖市、地级市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卫生部门，而农村统计人口则来自于县城、镇的卫生所——亦即，农村人口在统计上再一次被低估。

国际组织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对这些数据进行矫正以后，认为中国1990年的自杀死亡率为30.3，而WHO则在1998年用同样的方法矫正了中国数据的偏差以后，提出中国当年的自杀死亡率为32.9%。根据2002年《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中国自杀死亡率的文章，同时根据两个抽样调查体系的数据，用人口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死亡率为22.6——颇为接近殷大奎所承认的数据。这一数据，也让中国与韩国、日本等地的自杀死亡率更为接近，除了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东亚一直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地区。

最近10年，有关中国人自杀死亡率的数据再没有任何更详细的数据和更深入的研究。尽管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自杀率有下降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最近这十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大分化的10年，无论是基尼系数的不断增长，城市/农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甚至城市化率的减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等原因，都有可能促使中国的自杀率进一步上升。

通过研究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本身的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一奇高的死亡率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

首先，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自杀死亡率的国家。主要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其男性的自杀死亡率都在女性的一倍以上。而中国是女性高于男性25%。

第二，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数据是城市的2-3倍。

第三，中国的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还是根据《柳叶刀》的文章显示，中国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率为68人/10万人。

第四，中国自杀死亡事件中，最后被认定有精神疾病的数目仅为62%，而国际数据则显示一般情况下，90%自杀身亡的人有精神疾病——这也是国际精神医学界对中国自杀死亡率数据最大的质疑。

没有公认的理论解释中国自杀率数据中这四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但我相信，这其中，中国本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起重要作用。

以55岁以上人口的高自杀率为例，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调查了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急重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考虑到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保医疗体系仅覆盖人口极小的一部分，这一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真实令人难以想象——老年人为了不给家庭和亲人添加负担，在身患重病以后自杀。

而妇女和农村的高自杀率，似乎都可归因于农村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中国城市的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而老龄男子的自杀率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高于女性。

可以与当代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形成对比的是，早在上个世纪2，30年代，妇女自杀就成为了上海滩最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1929年到1934年间，上海市每年的自杀事件都在2000起左右（考虑到当时上海市人口仅为400万，这一数据背后的死亡率也相当惊人），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而女性“在自杀方面更显出可惊的状态！”

根据《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 30年代上海市政府调查发现“女子十九无业家居”，于是“事实上目前的女子，确是个个以嫁人为其唯一职业”，“家庭妇女成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会角色。”女性因为无职业，其经济地位往往决定了她们仍是属于丈夫们的财产，在经济上依附丈夫，人格上也就不能真正的独立。“妇女仍处在被人卑视的地位” ，因而在夫妻纠纷中，女性总是处于劣势。

这一情况，放到当代的中国农村，几乎依然适用。而这其中唯一的变量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进城打工，而女性，依然较难在城市中立足。而留守女性的大量增加，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女性的弱势地位。

中国自杀死亡案例中精神疾病患者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落后的医疗保障水平，使得冲动性自杀行为根本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国际经验表明，每一个自杀的背后，大约有10-20例尝试自杀失败的案例，只要医疗救治体系的一点点偏差，就会使得自杀死亡率大幅增加。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城市自杀死亡率大大低于农村，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城市拥有更好的医疗体系和基础设施。

回到一开始所谈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经去过东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贸企业采访，与当地的民工维权律师们多有接触。无论如何，相比起凋敝的农村，东莞和深圳对青年人来说是更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场所，而由于跨国企业受限于母国人权保护法案，对富士康之类的大厂多有限制，富士康的劳动者权益状况几乎可以说是东莞深圳等地外贸企业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处在城市，几乎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跨国企业富士康，无论相比于其农村老家老龄人和留守妇女，还是相比于其他处于同样农民工地位的年轻人，自杀死亡率都只会更低。

因为媒体管制的存在，一家中国中部农村县城的当地报纸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报一样，把每一个悲惨的自杀故事都详细报道，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从而引起执政当局对自杀话题的重视。（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开始认识到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或者反对这样的报道，但我相信，一个正常的媒体环境中，必然会有这种性质的本地小报存在。

但是，却会有一家都市报将富士康接连发生的命案当作这一时代的某种特征，跨国企业，台湾老板，低收入阶层，所有这些新闻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为某种程度的“靶子”。对富士康的连续报道，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富士康这样的正规外企工作，几乎是他们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选择了。在我采访到的农民工二代中，进入大型外企工作，几乎是所有孩子们的人生梦想。

退一万步说，富士康因为30万人的巨大规模而持续发生跳楼案，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但如果没有中国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的对劳工权利的漠视，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一家工厂拥有30万人的情况呢？是否可能出现这种资方的严格管理压倒劳方的任何诉求，把泰罗制贯彻发挥到人类历史巅峰的生产组织形式呢？

顺带说一句，美国康奈尔大学今年连续6人自杀，这或许告诉我们，自杀的心理传染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不过，这将是下一篇文章要谈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