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
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