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可耻的不是打架而是沉默

绅士议会发轫于贵族传统

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长期的渐进过程，追溯其历史，可从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开始，由贵族之间的临时和会逐渐变成定期的会议，再到贵族议事。因此，议会一开始就是贵族之间的事情，非贵族议员进入议会，是光荣革命前后才逐渐发生的事情，对于美国来说，独立前后，大陆会议也带有鲜明贵族色彩，与会各州议员，非贤即贵。并且，民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财产、受教育程度、年龄上的限制是逐渐放开的，在议会制度最发达的英、法等国，女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在二十世纪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的，黑人的政治权利更是到现代才逐渐放开。

故西方的议会政治生活习惯，一开始就带上了鲜明的贵族色彩。即使贵族之间有激烈的观点冲突，也会在上流社会追求的风度中被特定仪式化解而不会发生激烈冲突。譬如英国议会，议员之间的辩论，被安排为议员各自向议长的陈述，而非议员之间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在议会发言时，无论是否己方党派，必须以“尊敬的选区成员”作为尊称。在民主权利逐渐扩大时，这些发轫于早期议会的贵族习惯被逐渐延续下来。[详细]

打架议会源自街头草根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民主的诞生不是自身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受西方影响的观念产物，是观念先于历史传统的。它往往是起自街头的民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大众参与式而非精英参与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尝试民主制度，就很难重复西方渐进的历史，会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这种源自街头政治的民主，暴力色彩是其天然特征。议会自然会带有这种强烈的街头暴力气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议会上经常吵架吵得不耐烦，甚至暗杀未必不是非主流政治主张者“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日本20世纪初军国主义思潮泛滥时期尤为明显。[详细]

议会政治是仪式和表演，打不打架只是表演形式不同

民主国家，政府权力由民众通过宪法授予，公众并不参与政权运行的每个细枝末节，但通过审议发挥制衡作用，塑造了一个何以由辩论驾驭的政府。议员是公众的代言人，在议会传递自己的观点，议事无形中成为了一种“仪式”和“表演”化过程。它将政府权力运行用可以感知的状态展现给普通大众。媒体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仪式化更为明显。

早先的贵族仪式方式，着装、英国议会中常见的假发、乃至议员发言时所采用的称谓，都带有鲜明的仪式化痕迹。19世纪以来兴起的街头广场政治，传单、口号以及游行示威，在普通大众眼中，更是成为了政治诉求表达的另一种形式，也成为现代草根政权的起点。这种议事方式决定的，政治都是一种表演和仪式，贵族草根两者只是仪式不同，与实质无关。[详细]

“绅士议会”用嘘声和双手插兜表达立场

看似贵族气十足的英国议会，却保留了嘘声的传统。议会里任何人讲话都可能遭遇嘘声，甚至英国女王也不例外。嘘声是一种带有情绪化色彩的反应，英国历史上，除过丘吉尔等人以外，每每在发言前后，遭到反对党嘘声、以双手插兜等肢体语言抗议的首相比比皆是，2008年英国走下坡路的大环境下，首相布朗在多次发言中屡次被反对党以嘘声对待。

而在美国参议院，激烈的意见交锋，还常会以另外一种被程序允许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美国建国没有多久的1789年，参议员就建立起一套议会合法攻略，即以冗长演说拖延时间，阻挠议案表决通过。这种策略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filibuster。而此举常见于议会中少数派，它也并不是纯粹的消极之举，在一些并未引起公众关心的议题上，此举除了换取时间进行谈判外，也会引起公众对反对因由的注意。[详细]

打架议会用肢体冲突表达立场

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意见交锋则呈现出另外一派景象：国会议员们在意见分歧时，相互叫骂，越说越激动，随后演变为斗殴，甚至是两派之间的群殴。在民主制度建立时间较短的韩国和台湾，议会斗殴的风气却越发严重。但仔细看来，议员打架还是不同于市井之徒，特点就是，动静很大，表情很凶，但实际真正造成的伤害很小，出现出血、受伤的情况更少。

韩国国会议员任钟皙在2005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介绍，他不但在议会中参与过群殴，还闹过绝食。选民不但认可，还认为这是在为他们代言。此类冲突，更像是一场政治秀，议员们不顾体面，装腔作势地大动干戈，还不是要演一出戏给选区的选民看，让他们看看自己“工作”多么卖力。而这背后是对选民民意的另一种表达，与此同时，选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打架，就是没有尽力。在台湾，议员开会打架，会后喝酒的段子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民众对于议员间私交并不感兴趣，在乎的是对自己观点的表达，即使是一种姿态，也会赢得认可。[详细]

打架与否并无高下，可耻的不是打架而是沉默

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德国，沉默最终让德国付出了历史的代价，牧师马丁·尼莫拉用一段为后人所传诵的著名文字为这段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脚：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绅士议会发轫于贵族传统

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长期的渐进过程，追溯其历史，可从贵族对王权的限制开始，由贵族之间的临时和会逐渐变成定期的会议，再到贵族议事。因此，议会一开始就是贵族之间的事情，非贵族议员进入议会，是光荣革命前后才逐渐发生的事情，对于美国来说，独立前后，大陆会议也带有鲜明贵族色彩，与会各州议员，非贤即贵。并且，民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财产、受教育程度、年龄上的限制是逐渐放开的，在议会制度最发达的英、法等国，女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在二十世纪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的，黑人的政治权利更是到现代才逐渐放开。

故西方的议会政治生活习惯，一开始就带上了鲜明的贵族色彩。即使贵族之间有激烈的观点冲突，也会在上流社会追求的风度中被特定仪式化解而不会发生激烈冲突。譬如英国议会，议员之间的辩论，被安排为议员各自向议长的陈述，而非议员之间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在议会发言时，无论是否己方党派，必须以“尊敬的选区成员”作为尊称。在民主权利逐渐扩大时，这些发轫于早期议会的贵族习惯被逐渐延续下来。[详细]

打架议会源自街头草根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民主的诞生不是自身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受西方影响的观念产物，是观念先于历史传统的。它往往是起自街头的民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大众参与式而非精英参与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尝试民主制度，就很难重复西方渐进的历史，会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这种源自街头政治的民主，暴力色彩是其天然特征。议会自然会带有这种强烈的街头暴力气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议会上经常吵架吵得不耐烦，甚至暗杀未必不是非主流政治主张者“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日本20世纪初军国主义思潮泛滥时期尤为明显。[详细]

议会政治是仪式和表演，打不打架只是表演形式不同

民主国家，政府权力由民众通过宪法授予，公众并不参与政权运行的每个细枝末节，但通过审议发挥制衡作用，塑造了一个何以由辩论驾驭的政府。议员是公众的代言人，在议会传递自己的观点，议事无形中成为了一种“仪式”和“表演”化过程。它将政府权力运行用可以感知的状态展现给普通大众。媒体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仪式化更为明显。

早先的贵族仪式方式，着装、英国议会中常见的假发、乃至议员发言时所采用的称谓，都带有鲜明的仪式化痕迹。19世纪以来兴起的街头广场政治，传单、口号以及游行示威，在普通大众眼中，更是成为了政治诉求表达的另一种形式，也成为现代草根政权的起点。这种议事方式决定的，政治都是一种表演和仪式，贵族草根两者只是仪式不同，与实质无关。[详细]

“绅士议会”用嘘声和双手插兜表达立场

看似贵族气十足的英国议会，却保留了嘘声的传统。议会里任何人讲话都可能遭遇嘘声，甚至英国女王也不例外。嘘声是一种带有情绪化色彩的反应，英国历史上，除过丘吉尔等人以外，每每在发言前后，遭到反对党嘘声、以双手插兜等肢体语言抗议的首相比比皆是，2008年英国走下坡路的大环境下，首相布朗在多次发言中屡次被反对党以嘘声对待。

而在美国参议院，激烈的意见交锋，还常会以另外一种被程序允许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美国建国没有多久的1789年，参议员就建立起一套议会合法攻略，即以冗长演说拖延时间，阻挠议案表决通过。这种策略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filibuster。而此举常见于议会中少数派，它也并不是纯粹的消极之举，在一些并未引起公众关心的议题上，此举除了换取时间进行谈判外，也会引起公众对反对因由的注意。[详细]

打架议会用肢体冲突表达立场

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意见交锋则呈现出另外一派景象：国会议员们在意见分歧时，相互叫骂，越说越激动，随后演变为斗殴，甚至是两派之间的群殴。在民主制度建立时间较短的韩国和台湾，议会斗殴的风气却越发严重。但仔细看来，议员打架还是不同于市井之徒，特点就是，动静很大，表情很凶，但实际真正造成的伤害很小，出现出血、受伤的情况更少。

韩国国会议员任钟皙在2005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介绍，他不但在议会中参与过群殴，还闹过绝食。选民不但认可，还认为这是在为他们代言。此类冲突，更像是一场政治秀，议员们不顾体面，装腔作势地大动干戈，还不是要演一出戏给选区的选民看，让他们看看自己“工作”多么卖力。而这背后是对选民民意的另一种表达，与此同时，选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打架，就是没有尽力。在台湾，议员开会打架，会后喝酒的段子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民众对于议员间私交并不感兴趣，在乎的是对自己观点的表达，即使是一种姿态，也会赢得认可。[详细]

打架与否并无高下，可耻的不是打架而是沉默

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德国，沉默最终让德国付出了历史的代价，牧师马丁·尼莫拉用一段为后人所传诵的著名文字为这段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脚：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