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第一次坐火车是十八岁那年来北京念大学。二十二个小时颠簸过后，他周围的人口密度一下从55人每平方公里变成了7700人。再往后数十二年，马路从110斤窜升至150，从小镇青年转身成都市上班族，从单身变已婚，从爱愤怒到心平和，从习惯了对命运逆来顺受到试着活得遵从内心。
五道口在北京市海淀区，因京包铁路经过的第五个道口得名，方圆两公里内至少有七所大学。每当太阳西落、华灯初上，五道口街头便满是川流不息的年轻人，独行或结伴、行色匆匆、或是一脸疲惫地等车。
图为五道口地铁站外排队等车的人，后的红楼是华清嘉园小区(@叶小凯 摄)
“我以后不会是这样。”念大学三年级时，马路望着这些年轻人忙碌沉默地身影这样许愿。
毕业四年了，年纪开始以三开头，马路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每天坐三个多小时公交车上下班。他通常一边用新买的三星五点五英寸屏幕手机看看新闻，一边横穿这座有超过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
“如何把有机材料吸附到半导体表面模拟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是马路大学里学会的技能。他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完全不了解自己宝贵的青春要砸在这些东西上。他经常会在专业课上甜美地睡去，微微的鼾声不会惊扰到旁边阅读小说的同学。
马路的成绩在班里算中等，但他不满意自己的学习态度，原因是“上大学以前从没有哪怕在课上睡过一次觉”。或许是觉察了内心对成为一名科研人员的排斥，马路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选择了银行。他不是个例——三十二个同班同学里目前至少有七人从事金融行业。
马路投出的百余份简历没有一张指向外企。“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出国，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开公司赚钱。”马路一脸严肃地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想为国家做事。”
第一份工作
赶场唱戏般无数次笔试面试后，马路拿到了三个录用通知：航天材料研究院、房地产公司和这家银行，以及一个去地方以副处级干部挂职的机会。这不是太容易的选择，一番纠结后，马路最终去了银行。
根据咨询机构麦可思的数据，那一年中国有610万大学毕业生和马路一起找工作，13%的人没能得偿所愿。
在这家中原大地的省级分行，马路说自己“参与的是整个社会的主流，做的都是大项目，接触的都是所谓的精英”。说到这，他又笑着补充了一句：“不管人是不是精英，所在的位置都是精英。”
这家银行不吸收居民存款，而是通过发债的方式融资，为商业银行不愿贷款、负债沉重的城镇化项目提供资金。具体地说，该行通过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向其发放贷款。这种模式诞生于1998年，后来各地政府普遍效仿，2010年被哈佛大学商学院引为案例。
网络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经济学家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李克强去年11月当选政治局常委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中国社科院估算，从两千年开始的十年时间，约2.3亿中国人从乡村迁入城市，正在创造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这十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也保持两位数。
马路用另外一个词定义了他所理解的中国社会运营的核心概念：房地产。“银行和政府合作，通过规划、拆迁、基建让土地升值，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分享高额收益。”他这样总结道，“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将用一辈子辛苦挣来的钱完成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469元。房屋中介公司链家近日对五道口一套建筑面积37平米的房屋报出了 350万的价格。这间建成近十年的二手房位于华清嘉园小区。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60 Minutes》采访时称，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破裂将导致灾难。
这份银行的工作受人尊敬。行里领导去地方上调研，当地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会陪同好几天，“一天三顿饭的陪”。
“你知道市委书记有多忙吗，有多少人多少事情等着他处理，但是他必须把别的事情搁一边全程陪同。”马路忧心重重地话锋一转，“因为他们需要大笔资金支撑辖内的GDP增速。”
瑞银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去年至少21%的财政收入来自卖地所得。法国兴业银行预测，房地产、建筑和相关行业约占中国GDP的五分之一。中国去年经济增速为7.8%，是十三年来最低。政府已经连续两年把GDP增速目标设为7.5%—— 上一次GDP增速小于7.5%发生在1990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甚至可以对美国股市涨跌产生冲击。
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减速。
马路的一位同事这样评价城镇化：“现在的问题不是太快，而是还不够快！要抓紧形成实物资产，形成蓄水池。”
马路一度很欣慰他的工作——每天干的活有“为国家做事”的感觉；收入丰厚，大几千元在一个所谓的中国三线城市足以衣食无忧。
这份工作在开阔小镇青年眼界的同时，也“纠正”了他一些“很傻很天真”的想法。马路说以前自己对政府要做什么有很朴素的想法：“第一是抓教育，第二是搞民生”。但他后来发现，这样搞谁都不会答应。
“首先，我的领导就不会答应。我要是市长，省长就不会答应！”马路有些激动，音调高了几度，“现在地方官员看重大项目，搞工业园区，把基建弄漂亮。我觉得这么走可能不对。”
第一份工作以前
马路中等身材，穿着在网上买的四百多元的红豆牌棉服和九牧王的西裤，一副深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目光显得深邃。他一边把包好的核桃仁扔进碗里，一边讲述着自己参加工作之前走的路。
马路出生在中国西北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栋黄土和麦草砌起来的房子里。房子坑洼不平的赭褐色墙皮上镶嵌着这种植物。根据最新标准，中国政府对贫困的定义是人均月收入190元。
那片土地多山区少雨水，种庄稼完全靠天吃饭。马路小时候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听见机动车马达的轰鸣，和小伙伴们扔下手里的事飞奔去村口土路，看一辆扎眼的天津大发牌汽车慢悠悠地卷起一片黄烟消失在视野里。
那所简陋的房子现已废弃，整个村子只有两户继续留守，别的村民都去镇上讨生活。马路的父母是第一批走出村子的，操持过很多营生，现在在县城经营一家卖中老年服装的小店。
马路说，乡亲们没了土地，去城里打工或者做生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轻松挣到糊口的钱，他们中的一些人注定“真正成了无产阶级”。“时代到了这一步，人们只能被动地去适应，”马路说道，“这一步是对是错，只能交给历史去评价。”
新华社一位记者在3月17日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见面会上把这部分人概括为新“贫民阶层”。在回答城镇化负面声音的问题时，李克强这样说：使两亿六千万农民工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说起自己的故乡和童年，马路的声音缓慢而温柔：“小时候基本无忧无虑，乡下地方，玩得东西多，就是没见过大世面，一门心思看书，小学四年级第一次配眼镜就是三百七十五度，看书看坏的。”
马路初二的时候开始住校，几乎不吃菜，早晚饭吃馒头中午一碗面，一天只花八毛钱，省下来的都用来租书了。他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射雕英雄传》第三册，开篇第一章就是男主角郭靖不顾自己性命安危从欧阳锋手中救下老师洪七公。从整部书看，郭靖是一个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孝义之后的武侠——马路又等了很久，才在那个偏僻的西北小镇读完了《射雕英雄传》的其他几册。
马路说：“我小时候那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价值观就来自于这些侠义小说。”他的QQ昵称是儒侠，他这样解释：“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研究武侠文化的专家，所谓儒侠，就是儒家之侠，知不可为而为之，入世之侠。”
不久后，现实给了一心成侠的马路第一个打击。
1998年马路所在的高中大幅提高了补课费，他牵头组织同学写联名信抗议。校长在一次晚饭后召开了座谈会，就像许多中国式的民主会议一样，详细听取意见，但在执行上完全不予考虑。
在“同学里有一些威信”的马路失望而愤怒。他跑去教育局办理了学籍调动手续，高三从那所省里最好的中学——在很多学生眼里，那里意味着更好的高考成绩和前途——转到了镇上一所普通中学。
谈到这件往事，他脸上顿时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自己不太懂事……我的班主任对我特好，劝过我很多次，但我的行为实际上伤害了他……我还记得教育局的楼是十七层还是十八层，我去的时候电梯坏了，一天爬上爬下三四趟。”
马路说自己一路长大很自由，受的约束少，父母忙于支撑这个家，供自己和弟弟妹妹念书，也不太能在升学和择业方面给建议，所以很多事他不懂。
比如他上高一的那时候竟然不知道高中就是要考大学，参加高考的时候也完全不懂填报志愿的方法。马路高考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惯常的做法，志愿之间应该拉开等级，而这两所学校的录取分数接近，意味着很大的风险。马路说：“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马路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考取了第一志愿学校，成为了亲戚朋友口中的“人家的孩子”。马路坦言：“小时候到长大、上学、来北京，一步一步都是被动的往前走，但也不是说自己是被逼的，回过头再看，应该是被社会推着浑浑噩噩往前走吧。”
浑浑噩噩的确是一种不好的感觉，所以他尝试各种机会去开拓眼界，让自己清晰起来。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决定休学一年去西部支教。他是同伴里唯一一个获得保送研究生名额还这样做的人。
马路这样解释他的动机：“那时候我很热血，全社会正在对三农问题大讨论，氛围热火朝天，我想去藏区看看，另外，也觉得这是接触社会的好机会。”
“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主要涉及农业产业化、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减负等社会问题。最初在两千年，时任湖北某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逐渐在全国引起持续震动和讨论。
马路在西藏一所重点中学教六个班的化学。尽管是重点中学，但学生考出个位数分数的情况并不鲜见，对老师的工作积极性很是打击。但马路说，那里的学生其实和大城市的学生一样优秀，他们聪明、勇敢、善良、真诚，基础是不行，教学条件是不好，但“只要你扎扎实实做工作，就一定有成效”。
支教期满离开青藏高原那天，马路的学生们和他抱头痛哭。据马路的大学同学讲，回到北京的马路经常收到西藏来信，他会在回信中详细解答人生困惑、志愿填报和方程配平等各种问题。对此次支教，马路说自己的收获是：“当你扎扎实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会推着你走，让你自己进步。”
第一份工作的纠结
从西藏回来一年后，马路得到了去中原地区一个近50万人口的地级市挂职的机会，体会到了又一种人生。
他说自己以“旁观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官场。在这段为期半年的时间里，马路感悟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吃饭，各种名目的饭局：
这次请客的砖窑老板像个魔术师——他的语言有种特别的魔力，即便初次见面，几杯酒后你就会觉得和他亲如兄弟；他气势磅薄，点菜根本不看菜单一眼，箍着翡翠戒指的大手凌空一指：“服务员，上最贵的！”
出席的这个官员也是艺术家，专攻变脸，上级领导一走，如坐春风的笑颜顿时如丧考妣；他还擅长低姿态，遇到上级领导就把自己低到尘埃里。
马路说：“说好话，我会，拍马屁，我也会，但我真心不想做，我对我亲爹都不至于那样！”太过直接的谄媚让他喉咙发痒。
这顿饭讲究而繁琐，觥筹交错、一派热络，马路则在心中默数更换碗筷的次数：一次，两次，三次……最终的结果是十七次。“上这个菜一套碗筷，上那个菜一套碗筷，完全没必要！”
买单的老板也不容易，他只是希望自己的砖窑不要在一波节能减排行动中被关掉，尽管他非常清楚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硫也严重危害着自己孩子的健康。
马路不知道这顿饭要多少钱，一开始触目惊心的旁观者已经麻木。这个念书时看到教室人少就会随手关灭几盏灯的年轻人对铺张浪费深恶痛觉，他甚至看见饭店的保安和服务员也觉得不舒服，理由是他们浪费自己的青春——“用来伺候一些垃圾人”。
马路也在受惠于做官的好处：“威风，谁都捧着你，每天给你汇报的人排成队在办公室外面候着……有特权，比如你旅游去哪个景点玩，所有的一切都走内部通道……”
一位被罢黜的省部级官员这样评价官场：“一个眼神看过去，也不用说话，你心里想的事情下边人就办好了，这种感觉的确很好。”
马路还是在毕业后放弃了去地方挂职。这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心有点大”的小镇青年没有选择进入官场。他自己“真心不喜欢做官”，不希望把相当大一部分时间花在“建立和维护关系”上。马路说：“那样很难真正创造价值。”
后来，马路有时候也质疑过这次选择，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太过平凡普通，大江大河上一叶浮萍。他渴望建功立业，实现抱负。做一个射雕英雄，而不是甲乙丙丁。
另一方面，马路说现在真的不能为亲人做什么。他从小是家族骄傲，亲戚邻里拿来教育孩子的榜样。可如今，没有离开小镇的同龄人可以给爸妈亲戚搭把手，而三十岁的他只有无力感，心里不是滋味。
马路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回家，和父母聊上一个小时的话。问这问那，最近一次他给妈妈的服装店提了一些营销建议：“妈，三八节了，你搞点促销吧，满200减30。”
电话那一头说：“情况不一样，你别出馊主意。”
第二份工作和第三份工作
在那家银行干了三年后，马路想辞去这份曾带给他成就感、荣誉感、怀疑感、焦虑感的工作。马路说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可以有的选，不是只能接受。
一天晚上，吃过饭，马路和妻子说了想辞职回北京的想法，得到的回应是：“好，我也希望看到你每天开心的工作。”
马路拿到了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录用通知，许诺的薪水比第一份工作要少。
马路带着妻子就这样回了北京：从八十平米的大房子到月租一千块的小屋子，从菜品繁多的机关食堂到人头攒动的路边摊，从步行上班的安逸到十号线地铁的拥挤，从和市长高谈阔论城市发展到看甲方的脸色小心行事……
一切变化，所求不过“顺心”二字。
佐佑顾问人才选用事业部总监卢迎迎给顺心一词作出了这样的注解：“没经历过的人，大抵是不会懂得说出这句话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以及心里的骄傲与豪迈。”
马路很快辞去了第二份工作，他说没想到自己上当了：“这是一家名义上的高端公司，是几个退休的部级高官搞得，其实完全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依托他们的关系骗吃骗喝。”
他们家的好消息是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帮助来京务工人员解决子女教育。妻子说马路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但也会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比如，她不喜欢吃核桃，马路却让她经常要吃。马路说，吃核桃好，补气养血。
赶场唱戏般的无数次笔试面试后，马路找到了第三份工作，一家正规的金融公司，主要职责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家公司参股和控股的资产规模超过了中国GDP。
每天三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有点长，但马路说用手机看看新闻也就过去了。他坐的公交车经停北京西站和北京站。拿着大包小包的来京务工人员会瞬间把车厢填满，他们操着各种口音憧憬未来会怎样。
马路也说不清未来会怎样，他只是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被时代推到这辆双层巴士上，只希望一切都会好。
注：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的“马路”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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