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作？”估计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而且多数也许是“工作就是给老板打工，工作就是为自己挣点薪水，工作就是让自己接触社会……”100年前，有个美国人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工作是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我们寒窗苦读来的知识，我们的应变力、我们的决断力、我们的适应力以及我们的协调能力都将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得到展示。除了工作，没有哪项活动能提供如此高度的充实自我、表达自我的机会，以及如此强的个人使命感和一种活着的理由，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这个美国人就是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
工作是消耗我们最多生命的一项运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积极的眼光和激情来看待工作呢？
一位enjoy养猪的知识青年
1974年一个风雨交加的秋日，在通往湖南邵阳地区隆回县县城的路上，一位年轻人在冒雨前行。他叫欧阳合，他这次冒雨去县里是要参加一个“优秀知识青年先进典型汇报会”，原因是他养的猪长的快、肉质好，在那个时代他自然成为知识青年被改造成功的好典型。33年后，已是上海杰得微电子CEO的欧阳合回忆这段历史，他笑道：“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其他想法，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有趣味，养猪就是想把猪养好，我看了很多养猪的书，进行科学养殖，还搞来了纯种英国约克夏猪和中国名种宁乡猪进行改良、繁殖，保证品种的优化，所以我养的猪长的快而且肉质好，体重大。很多有多年经验的老猪倌都很佩服我，当时地委、县委的领导都来参观过，这也是令我很自豪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理想，当理想和现实冲突或矛盾时，很多人选择的是抱怨和顾影自怜，而欧阳合不是这样的人，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文革而下放劳动，从那时起他就必须独立生活，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初高中教育基本停滞，“那时没事的时候我就看书，基本上把医院图书馆里的藏书都看了。受鲁迅的影响，看的大多是国外的书籍，鲁迅说过，中国书使人颓废。”他回忆道。所以“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多，难有什么类似‘怀才不遇’的感觉，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
社会动荡的时候，个人的力量往往很脆弱和渺小，因为你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明天会是什么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他学会了收起自己的理想，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在数学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我对数学是从小就有爱好，我自己对抽象点的东西很有兴趣，我的数学曾是邵阳一中的骄傲，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学了大学里的微积分，老师们都很看好我这点。”他回忆道。不过，当时的情形是不管你数学多么好，高中毕业都必须去农村插队，欧阳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在隆回县下面的公社插队，
从高级中学里人人羡慕的高才生，到农村田间地头的一个猪倌，欧阳合没有哀叹命运的不公，相反他很快喜欢上了养猪，并一举成名，除了养好猪，他还是县文艺队的首席小提琴手。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活的轻松自在。之后他到了冷水江一个化工厂做学徒，一年后，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一位enjoy数学之美的青年学者
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恢复高考。无数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当然，欧阳合也把握住了这次改变命运的契机，毕竟，他拥有数学的天赋。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天赋的债是要偿还的！”所以，他的天赋是注定要显现的，他很顺利地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数学系。从猪倌变成了大学生，对这个转变他也没有欣喜若狂。
“我的数学老师是孙本旺教授。他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回忆往事，他有点激动，“他是真正的大师，1946年，蒋介石为了扩大军事实力和提高中国的世界形象，曾经让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推荐几个人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当时这三位科学家推荐了5位青年科学家，他们分别是学物理的朱光亚、李政道，学数学的孙本旺，学化学的唐敖庆、王瑞先。5位青年人在曾昭伦、华罗庚、 吴大猷三位先生的带领下，坐美国的军舰，于1946年从上海出发赴美深造。 没想到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于是5个人的学习组只好解散，孙教授就进了纽约大学柯郎数学研究所学习数学。实际上这5个人都很厉害啊，李政道学习高能物理遇到了杨振宁，后来一起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朱光亚为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做出重要贡献。孙教授回国后也培养了很多数学人才。”
他回忆道，孙教授是从哈军工转来的，他的教学方式很特别，典型的美国风格，从来不备课，都是空着手来，让我们轻松进入数学的殿堂。因为当时的学生都比较大，20岁的很多，还有些人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有时候孙教授还竟然给我们买烟抽、买酒喝。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孙教授就给我们讲了他在美国学数学的一些情形，“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数学泰斗Artin就问我你会弹钢琴吗？我说不会，他说你没希望了。”
欧阳合笑称其实这不过这是个调侃，但可见在西方数学是个很讲艺术的学科，据说Artin的钢琴演奏可以达到钢琴家的水平。欧阳合表示自己也爱好音乐，可谓正暗合了这个要求。“其实中国古代的数学家也都是音乐家，比如发明五音的就是位数学家。”他补充道。
他回忆道：“孙教授经常利用在美国教学经验会激发学生对数学的美感，比如他说结合律A*（B*C）=（A*B）*C实际上对某些代数不成立，Artin就曾经用泰勒级数来证明n个元素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结合方式？这本来是个代数问题，但他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决了。这本是很精彩的演示，可以展示两种不同的数学分支怎么互相联系，从而展示一种意想不到的美！他说Artin曾对学生们说任何有感觉的动物在受到刺激后都会发声，今天看到这么美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说“beautiful！”，所以孙教授也告诉我们上课时候可以抽烟、喝酒但不能不吭声，他还喜欢让学生去讲课，他则喜欢在下面听。我也讲了很多课，基本都是临时上场发挥，感觉很过瘾。” 他笑称学数学的人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优越–你搞的东西别人不明白，正是孙教授的教诲让他体会到数学殿堂的瑰丽和魅力。
大学学习结束后，欧阳合又考上了北师大的数学研究生，继续攻读数学。之后，他留学美国，还是攻读他痴迷的数学。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欧阳合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件很头疼的事情。他的博士论文和法国的一位数学家撞车了。数学界有个有名的问题叫作：“听鼓音能否辨鼓形？”， 此问题由美国数学家Kac于1966年提出。在物理上可以理解为：能不能从一个物体的振动频率确定物体的结构、质量乃至形状。欧阳合从数学角度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以抽象为在平面上有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上定义一个拉普拉斯方程，这个方程有无穷多个特征值，特征值的倒数实际上就是频率，特征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波长。虽然实际上特征值很难计算，但假设已经知道特征值，是否可以确定区域的形状？”
当时已经有很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美国数学家Milnor率先提出反例，他证明了16维空间的2个救生圈虽然频率相同，但形状完全不同。欧阳合的导师C.Gordon甚至构造了一族无穷个Riemannian Manifolds其拉普拉斯算子特征值相同，但彼此Riemannian几何不同构。但导师和欧阳合都猜测在海森堡流形上这种等谱构造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它们只相差一个所谓Gordon-Wilson变换。就在欧阳合试图证明这个猜想时，导师告诉他，一位法国数学家也在证明这个命题，“Oops. Then we fight”他说。
“那时候经常半夜2点起来煮面吃。”他笑道。经过玩命似的工作之后，这个猜想终于证明出来了，当他拿着论文给导师看的时候，导师说 “我暂时还看不懂，你就住我这里，看我能不能搞懂你的证明”。之后，他就住在导师家，导师则成天泡在图书馆研究他的论文，两周后，他的导师告诉他，你的证明是对的。并提出了改进的一些建议。“我的导师一个字一个字的改我的论文。”他对导师的敬业精神充满了崇敬。
在和法国数学家沟通后，那位数学家希望欧阳合不要先发表研究成果，再给他3个月时间。2个月后，那位数学家也证明出来了。凭着这篇论文，欧阳合参加了91年的欧洲微分几何年会，并在谱几何分会上宣读这篇论文。“这个世界上，傲慢的法国人只佩服中国人。在那次年会上，我认识了很多著名的数学家，他们有的竟然用中文和我交流。还有人和我讨论《红楼梦》”回忆这些，欧阳合显然有点得意。
当然，他也和那位与他PK的数学家见面了，两人交流了心得和论文细节，最后两人的论文合登在数学届顶级刊物《法兰西科学院报》上，当年拉普拉斯、莱布尼兹，傅立叶等人的论文也是发表在这个学报上的，能在这个学报上发表文章，无疑代表了一种数学实力。
几年后，那位法国数学家自杀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猜测他发现他的证明过程有问题，因为法国人对荣誉看得非常重，这是很残酷的。”欧阳合感慨道。
一位enjoy造芯的数学家
1991年，欧阳合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他想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但是现实不允许。“当年美国有2000个数学博士，而只有100个相关职位空缺。虽然有两三所大学邀请我去，但是我不满意那些大学，所以没去。”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到一家公司做软件开发。朋友曾是北大数学系的硕士，后到美国耶鲁大学，两年就拿到数学博士学位，创造了一个耶鲁大学历史纪录。“我认为他绝对是牛人。”欧阳合回忆道。“我当时对软件一窍不通，他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这个公司做软件开发，公司里除了前台和副总，其他人都是博士。”进入公司后不久，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他很快解决了公司一个积压数月的难题，让同事对他刮目相看。一年后，欧阳合升任软件设计总监。“我从最底层的驱动到应用到软件集成都参与，可以说从概念到销售都负责。”
之后，他先后在Cornerstone Imaging担任公司高级工程师，在Chips & Technology任高级设计师，在AXS公司任高级软件设计师。他是Hmedia公司共同创办人和研发部总监等，领导开发了小波压缩芯片，世界上最快的JBIG压缩软件，快速DCT和MDCT变换，以及8位彩图逼近24位彩图的一般算法等。
由于这些公司都是芯片设计公司，所以他对芯片设计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理解。“我对芯片设计是爱好，其实做个软件工程师也不错，但有时由于CPU的能力有限，你的算法实现不了，这样你只能等。所以最后我就想用芯片来实现高级算法。”
1998年，欧阳合在硅谷创立了WIS Technologies (后来的WISchip) 公司，从事开发先进的音频与视频系统IC和软件解决方案，实现MPEG1/2/4、H.264和VC-1 HDTV标准。
他经常用数学的思维来指导设计师，“其实芯片设计很多时候像搞数学，它很抽象，看不到摸不着，需要严格推理和证明。所以做芯片很需要验证和测试。”他总结道。
在他的努力下，WIS Technologies公司终于获得成功，其在世界上率先推出的MPEG-1/2/4压缩芯片目前还在被很多公司使用，2005年，德国Micronas Semiconductor Holding AG以8,000万美元收购了后来的WISchip公司。
2003年，欧阳合回国创立了上海杰得微电子公司，两年后，Z228芯片开发成功，这是国内第一款0.13微米工艺的多媒体SoC芯片。2007年7月，该公司再度推出功能更强大的多媒体处理芯片X900，标志着杰得在多媒体SoC芯片的开发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另外一款叫A100的芯片也已开发完成。“这三款芯片都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工程师开发的，其中没有一只“海龟”！”欧阳调侃道。
回顾这些创业历程，欧阳合表示对于一个IC公司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另外，美国的管理经验也是值得借鉴的。他很赞成郎咸平所著《科幻》的观点。举例说：“我们用餐馆来说明管理，中国餐馆的管理是大厨很牛，他可以做出很精美的菜肴，但是他可以决定餐馆的运作，如果他撂挑子，则餐馆运作下去就有困难。美国麦当劳的管理是不推崇大厨，采用统一的配方，虽然菜的精美少了一些，但是却可以保证全球的菜肴保持统一。”
另外，美国公司可以通过股票等方式把公司的发展和员工长期利益挂钩，激发员工的热情，但在中国，员工可能更考虑的都是眼前一些利益，这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利。这都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他指出中国工程师缺乏的是观测和分析的能力，比如看到iPhone ，有些人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把其软件copy过来，而不是想去设计一个更酷的东西超过它。他笑称有人说中国人是因为食物结构和文化传承导致没有冒险精神，其实差别在于观念的培养，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去挑战传统、挑战权威的思维。中国古代牛人很多，近代的西南联大时期也是牛人辈出。陈省身，华罗庚，黄昆，孙本旺，杨振宁，李政道…..都是那个时期的人。“有篇文章说，二十年前，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看到他们的小学生只是玩玩，中学生挺着肚子推着孩子上学，结论是‘美国完了’，之后美国教育代表团回访中国，看到中国的小学生心算神速，中学生奥赛精英成群，结论也是‘美国完了’。二十年后的今天，上届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却全由当年“在学校鬼混”的美国人所得。难道我们的教育没有问题吗？”欧阳合指出。
他指出，中国有全球最大的人才库，如果中国工程师注意培养自己的观测和分析能力，并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则中国设计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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