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大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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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您刚提到，客观上的原因是“文革”造成了一个断代。
丘成桐：“文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同舟共进》：那么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是民族精神方面的问题吗？
丘成桐：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人讲面子。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要表示自己是很行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些东西不行，而且不愿意创新和学习新的学问，所以始终不成熟。
名校要有独立精神
《同舟共进》：总体上说，您认为中国大学的学风怎么样？
丘成桐：浮夸是普遍现象。政府现在给很多钱，但又不能多到可以像美国一样足够平均分配，只能集中在几个大学，这几个大学又请不到好的学者，所以就凡事夸大一下。比如，某个大学拿到了20亿，比其他学校多拿很多，拿了这些钱总要表示它有成果，所以就讲它有多伟大，这是很能理解的事。
《同舟共进》：所以您觉得中国的大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丘成桐：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是讲我做出了什么成果，而不是讲引进了什么人才。我们听到个别大学讲它很伟大，都是讲有什么出名的人才被引进，可是没讲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您听过他们讲成果吗？相反，大家听到的往往是一些让人很伤心的东西，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芯”事件，好的东西很少听到。什么叫大师？就是你学术上有成就。没有成果的大师是假的，另一方面，有些教授可能从前是大师，但现在没有成果也不在第一线工作，学校应当尊重他们，但不表示学校的前途全放在这些教授身上。
《同舟共进》：相比之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至少有哪些精神？
丘成桐：就是做学问，不是虚假地做学问，而是求真、求美、求用。
一个名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独立的存在意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意义是从学问本身来看的。我们要找寻学术的真正意义，而不是因为某大学的某个教授说好，我们就说好。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去探索困扰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去解决大自然的疑难。教授与学生在学术上必须有自由的想法，才能有创新的能力。
中国的大学真正好的专家很少。有些人假装专家，到处批评别人的工作，即使某些院士做了一个决策或评价，不见得他们真懂，于是好的工作受不到尊重，而不好的工作往往得到吹嘘。这种事情会伤害到大学独立精神的存在。
中国的大学应该与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为人类服务。既要“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也要承先启后，培养后辈。
《同舟共进》：按照您的标准，香港中文大学算不算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呢？
丘成桐：哈佛大学肯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最好的大学了。哈佛大部分教授都是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堆。香港中文大学很不错了，不过跟哈佛比还是差很远的，大师也比较少。
《同舟共进》：大师和一流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悖论：如果不是一流大学，大师就不肯来；大师不肯来的话，就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大学？
丘成桐：并不见得。如果我们对有学问的人真正重视的话，人家会晓得而到大学来帮忙的。
我们的大学对一流的、有学问的人尊重不够，不是以学问为主，而是以其他的因素来确认它们。而外国很多著名大学，刚开始什么东西都没有，但一旦下决心，投资很大，花很多功夫的话，也能很快做成一流的大学。因为它们尊重大师，这种尊重更重要的是学问上的尊重。加州几个名校历史不算太长，很快就办成功了。加州理工大学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现在中国的大学对年轻的学者、年轻的研究生不够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学者只是跟着教授走的学徒。
《同舟共进》：根据您个人的感觉，到国内的大学去授课，和在国外授课，感觉在尊重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吗？
丘成桐：有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讲，在国外访问人家跟你讨论的是学问，但在国内很少有当地的学者跟你谈学问，花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吃饭、谈政治。可能有一些很年轻的学者很想跟你探讨学问，但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些年轻的学者。
《同舟共进》：中国大学缺的并不是硬件？
丘成桐：这五年来硬件条件都很好，房子什么的都有，可是硬件不是主要的问题。
《同舟共进》：如果请您给出一个中国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建议，您会怎么说？
丘成桐：现在就要邀请大量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
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整个学术评审制度很不健全
《同舟共进》：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踏踏实实做学问？
丘成桐：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中国评审的方法就是靠几个院士。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关系，他们总是将某某评得很好。“汉芯”事件搞得那么离谱，国家拿了一亿多，是谁做检验？谁做审查？不可能不审查吧？有关领导应不应该负责任？这都是评审制度问题。在这方面，全世界最糟糕的恐怕是中国，即让几个院士决定什么东西是好的，然后加上媒体炒作，吹牛皮。
《同舟共进》：从您个人的经历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在西方的体制下，能否受到公正的待遇？会不会遇到类似中国的情况？
丘成桐：在西方如果你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也还是会受到打压。但是，是不是永远不能出人头地？我想你只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做得好的话，谁都阻止不了你。你可能迟一两年才会出人头地，你做的文章是社会需要的，是整个研究需要的，最终还是会慢慢重视你的。
我本人很早就出名。我有些文章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想理，最后他们没办法不理，因为文章里面有重要的东西。所以说，国外也有打压的情况，可是不会永远受限。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很多年轻的学者，在学术界受到很多限制。他们的学问还没有做到真正了不起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受排挤的情况。即使做得很出色，没有院士的支持，也会受打压。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西方的学术评判标准相对公正？
丘成桐：公正得多了。
中国的院士可以打压一切，基本上所有的评委会都有一定影响力，就算本人不在评委会，也有学术帮派，也可以打压你。中国的院士很有权力，在资源、经费等方面都有影响力。据我了解，4个院士联名写封信的话，一定可以送到中央，中央一定会重视。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外国是绝对办不到的。
实际上这几年来就有很多院士讲院士制度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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